因此，万历皇帝后来故意不补除了翰林以外的言官的官缺，使得御史和给事中的人数空缺了近一半，他的耳根子随之也清净了不少。

　　其实不仅言官，这也是明朝文官的一个通病，大明的文官通常精于空谈和内斗而疏于实干，重名誉而轻民生。

　　正是因为言官在朝堂上是各派系争斗的急先锋，所以这次的福王事件自然是由言官开头。

　　而那些位高权重的里六部堂官等大员反而一个个陷入了沉默中，对此事闭口不语，他们与那些言官不同一言一行对朝局影响甚重，故而无法像那些言官那样只逞一时口舌之快。

　　相对于文官集团各派系官员在太子和福王之间鲜明的态度而言，勋贵集团则一派沉寂，没有任何一个勋贵愿意在这件事情中当出头鸟。

　　跟文官集团不同，勋贵集团虽然在朝中政务中被文官集团死死压制住，导致在朝堂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但他们手握兵权，故而在改朝换代这种国之重事上的话语权高过那些舞文弄墨的文官们。

　　所以，勋贵集团的勋贵们不会轻易表露在太子和福王夺嫡一事中如何站队，一旦他们表明了态度那么就意味着军事冲突已经为时不远。

　　另外，与文官集团不同的是勋贵集团内部等级森严，这种站队的事情通常由勋贵集团中各派系的领声，不像文官集团那样无论官职大小都能表看法。

　　李宏宇冷眼旁观着朝堂上生的一幕幕，密切关注勋贵集团勋贵们的动向，对于夺嫡一事文官集团闹得再凶也无济于事，这事儿关键还是要看勋贵集团的态度，确切说是看英国公张惟贤等数个执掌京城亲军和京军兵权勋贵的选择。

　　明朝中后期的勋贵承蒙祖辈的恩荫已经两三百年，早已经失去了往昔那种驰骋沙场的气势，成为了安于享乐的一族，缺少那种能独当一面的人物，否则大明卫所军队岂会衰败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而在明末战争中勋贵们可谓毫无建树，洪武皇帝如果知晓此事的话恐怕会气得从陵寝中出来痛骂这些不孝的勋贵子孙，原本他们应该是守护大明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结果却成为了鸡肋般的存在。

　　所以，京城的这些勋贵只不过是地位尊贵而已，既无进取心又没能力，故而在这种改朝换代大事上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主意，都想着明哲保身随大流而已。

　　因此勋贵集团中能起到决定作用的人就那么几个，现在执掌了京城京军和亲军的兵权，其余的勋贵已经沦为了不折不扣的附庸，这可谓是大明的一个悲哀，原本大明最能打的阶层却成为了大明的一个累赘。

　　对于朝臣那些关于福王是否应该离京的上疏，郑贵妃采用了一个聪明的方式，把那些上疏转交给了太子朱常洛，想听听朱常洛的意见。

　　朱常洛身为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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