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态度都要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做出能否建交成功的判断，再对时间和条件做出分析。

　　任何的大型托拉斯企业都是非常需要这种大裁量的背景分析的，商业决策要建立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决策之上。同样是在委内瑞拉投资，有的公司判断认为查韦斯会搞国有化。利索的退出来就能减少数以十亿计的损失，判断错了的正好相反。

　　一进一出，无声无息的损失比一群非洲国家的国库存银还多。

　　戴维洛克菲勒发起的三边委员会，美孚、花旗和ibm等企业重点参与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搞钱权交易的那一套之前，同样需要收罗一群符合精英身份的智囊角色——克林顿、切尼、老布什、赖斯、基辛格、鲍威尔之流的人物，在成为超强的政治人物之前。其实在以幕僚和食客的身份证明自己。

　　从这方面理解，美国政治生态就像是中国的春秋战国。

　　此时的大华实业战略事业部，虽然收罗了一些“门客”。但在最终的决策方面，并不依赖他们。只是要求事业部内的成员都要阅读“门客”们撰写的文件。

　　苏城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也是阅读这些水平参差不齐的背景文件。

　　有的文件，他阅读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文件看看标题就丢过。出于判断局势的需要，苏城不允许杨明等秘书室成员筛选战略事业部的文件，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工作量就加了上来。

　　读了半天的文件，苏城才宣布召开第二次会议。

　　上一次的会议，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参与到中韩经贸合作中去。至于参与到什么程度，选择什么方向，就成了第二次会议的议题。

　　杨明将会议室安排在了董事楼的楼顶。

　　董事楼高三层，正面是一片嫩绿色的竹林，背后是一片高大的栾树，遮出好大一片阴凉。

　　张超、钟志根、陈祖年、秦世维、刘秋、李琳等人都列席左右。

　　带有政治目标的经济合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容易的，只看自己处在哪个方向。中国在1990年进行的对外经济合作就非常艰难。一边要为打破国外封锁制造突破口，一边要为亚运会添砖加瓦，不管是负责出口的公司还是负责进口的公司，日子都过的很不容易。

　　但在面对中韩建交的问题上，中国是握有主动权的。大华实业借此机会加入经贸合作，自然是相当有利的。

　　大华实业目前有三处稳定的现金流，瑟坦油田、海沧基地以及刚刚获得的秋明油田技术服务合同，而苏城需要花钱的地方，无非是大华实验室和大华燃气公司。济南动力机厂和海上运输公司，以及50%股权的大华船业都属于小盈利状态，用不着提供资金。

　　如此一来，苏城每年将有10亿美元规模的现金无处可去，从正在发展中的韩国找补两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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